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经常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新闻：
谁谁谁，不想当房奴，90后小夫妻回到古村，酿最美的酒，种最好的菜，睡在最爱的人身边。
谁谁谁，放弃几百万年薪和高收入，只为造一把保护环境的勺子。
谁谁谁，宁愿丢工作，也要勇敢揭露老板的潜规则。
……
同时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创业者，也被网民敬仰，被粉丝支持，成为能感动身边朋友的人，不断走穴演讲，却收效甚微。
这篇文章，李叫兽就带你重新思考：当下的消费者们，需要什么偶像？
偶像是一种商品，而我们很需要他
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需要偶像？我们为什么喜欢在朋友圈里，转发 90 后小夫妻放弃房奴身份、回归农村生活的消息？
我们知道，任何一种事物持续存在，一定是因为它满足了某种用户需求——就像椅子的存在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“坐”的需求。
而“偶像”的存在，也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“心理替代”的需求——我们看到别人回归农村生活，建立了相同的幻想，以替代自己实际去体验回归农村的生活。
◇
之所以这样有效，是因为神经科学近些年发现，人的大脑情绪表现的两个重要特征：
1. 想象体验和真实体验是相似的。
你幻想自己去勇敢揭露黑幕，和自己实际这样做，在大脑情绪体验上，是分辨不出来的。
在一组实验中，心理学家让一群人幻想吃奶酪，结果发现脑部的反应和真正吃奶酪的人类似。更神奇的是，幻想吃奶酪的人结束幻想，甚至食欲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。
2. 他人体验和自己体验是相似的。
因为镜像神经的存在，我们看到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行侠仗义，和自己实际行侠仗义，情绪体验也是一样的。
在一组实验中，看到别人赌博赢钱，和自己赌博赢钱，检测到的大脑反应也非常类似（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）。
某父亲因为年轻时想当公务员当不上，就百般逼迫自己孩子考公务员，也是相似的需求——看到自己孩子当了公务员，和自己当年真的成为了公务员，其实情绪体验类似。
正是大脑的这种设置，才让我们可以在各种欲望之中得到一定的平衡，通过自身幻想以及观看他人的行为，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欲望满足（即使没有实质上的获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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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想获得性但实际上又难以低成本获得，于是有了 Porn（色情片）。
很多人想获得快意恩仇、大杀四方的体验又迫于法制，于是有了被称之为 Action Porn 的粗暴动作片。
同样，日常繁忙工作的白领们，要背房贷，要升职，要养家庭，要维持社会身份，总有很多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，于是有了很多“行为偶像”：去回归农村，去丽江开旅馆，去勇敢反对无耻的制度，去证明女性的平等……
而当我们去转发、支持、关注这些偶像的时候，也相当于获得了跟自己实际付出行动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。
如果说为替代“性体验”而产生的商品是“ Porn ”，那么这种为了替代“做出某些想做却不能做的行为”而产生的商品，就可以叫“ Behavior Porn ”了。
过去我们经常讲关键意见领袖（KOL），那么现在就不得不提一种新的领袖 —— 关键行动领袖（KBL）了。
为什么他们会成为“关键行动领袖”
我们知道，关键行动领袖（偶像）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人进行“心理替代”的需求——我们一直想鼓起勇气去辞职创业，但迫于各种内心的压力，没有做出这样的行动；而此时有人这样做了。我们进行看电影式的角色替换，并且幻想，也获得了类似于自己实际去做的情绪体验。
那么这些人成为这种偶像的关键是什么呢？
其中的关键就是，让大众觉得：“我做了你想做的事情，但我和你唯一的区别就是克服了某种心理阻碍。”
比如，王辣辣因为放下一些世俗的工作去泰国卖酸辣粉，结果火了，并且得到很多人的崇拜。
因为这些崇拜者（很多是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文艺女青年），也一直想要去风景优美的地方开店，也跟王辣辣身份、形象等类似，但就是迫于某种心理阻碍因素（比如生活压力或者不愿意付出努力），而没有去做。
这个时候，她们看到王辣辣去做了自己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，就容易产生崇拜、支持等情绪，从而进行一定的“心理替代”，获得跟自己实际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。
去做别人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——这是成为偶像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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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是不是只要做了“别人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”，就能成为偶像？当然不是。
你做的事情必须具备“可模仿性”——让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没能做到你做的事情，只不过是因为某种自身的心理障碍（比如不够努力），而不是因为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（比如有背景）。
比如，为什么即使在前几年百度市值超过阿里的时候，崇拜李彦宏的人也远远没有崇拜马云的人多？
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：大家觉得马云的成功更多是领导精神、奋斗、魄力等，而觉得李彦宏的成功是因为掌握了牛逼的搜索技术。
要学习和模仿马云，普通人觉得好像很简单，只需要克服某种心理阻碍就行了——比如更加奋斗，更加慷慨激昂。而要学习和模仿李彦宏，那就看起来麻烦多了，学习技术至少要买本 C++ 的书来看吧，还不一定看得懂。
这就意味着，马云作为偶像，具有很强的“可模仿性”，而李彦宏，并没有多少可模仿性。
崇拜偶像，就是为了在内心进行“模拟”，以获得和自己实际去做类似的情绪体验。而你不具备这种“可模仿性”，又怎么成为偶像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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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比如，说到最崇拜的投资人，只要是金融圈以外的人，估计 10 个人会有 9 个人会说是巴菲特。是因为巴菲特是最牛基金经理吗？
自然不是。实际上，很多人没听说过“詹姆斯·西蒙斯”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量化投资基金经理，他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并不弱于巴菲特，甚至有的年景收益率比巴菲特还要高。
那民众为什么不崇拜西蒙斯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：巴菲特崇尚“价值投资”，讲究的是投资哲学，按股不动，看价值；而西蒙斯崇尚量化投资，需要精密的数学分析和大量的模型推算。
对普通民众来说，这两个人都做到了“他们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”，但区别就在于——可模仿性不同。
巴菲特可模仿性高，民众觉得要模仿巴菲特，更多是偏“心理”的因素（比如相信长期价值、相信趋势的力量），只要自己在内心克服了这些阻碍，自己也能行。而西蒙斯可模仿性就差太远了，普通民众可能不愿意去研究什么叫做“回归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”。
所以，如果要成为行动领袖，一个关键就是要让人觉得：我跟你一样，都没有资源，没有技能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勇敢去做而你不去做（比如马云的魄力），或者我有某个信仰你没有（比如巴菲特对长期价值的信仰）。
这样就具备了可模仿性。（虽然大家并不是真的去模仿）
寻找那些“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”
我们有太多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，如果有个跟我们看起来相似的人，主动去做了这件事，我们就会支持、点赞，在内心奉为偶像，以获得真实做这件事类似的“情绪体验”。但是应该如何寻找这些“别人想做但没做的事情”？
李叫兽在这里就列举几种最简单的寻找方法：
1. 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长期目标
有些事情，我们一直想做，但迫于某个不得不坚持的长期目标，最终没有去做。如果有人能够直接放弃这个长期目标，去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会产生崇拜。
比如，攒钱买房，对一线城市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得不坚持的长期目标，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我们牺牲了很多其他的价值——不得不选择高薪稳定的工作、不得不克制消费、不得不步步经营家庭的财务。我们想挣脱房奴的身份，但又无法做出实际的行动。
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突然看到——
《不想当房奴，这对城里的 90 后小夫妻回到 500 岁的农村，酿最美的酒，种最好的菜，睡在最爱的人身边》
于是就通过转发、点赞、支持甚至崇拜等行为，完成了“心理替代”，获得了自己真实在做这件事的类似体验。
看了这个事件后，大部分人不会真的不买房，但内心不免释怀了几分，感觉有了后路（万一真买不了房，我也不会比这对夫妻更差啦）。
所以，要成为某个方面的“行为领袖”，可以不断寻找人们苦苦坚持的某个长期目标。
毕竟，任何人在辛苦坚持某个长期目标（比如学业、升职、买房等）时，总有为了这个目标而牺牲的东西，总有那么一刹那，想着要是不用完成这个目标就好了。而作为行为领袖，你就可以扮演他们理想中的这个自我，放弃某个长期目标，满足他们的幻想。
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：
《逃离时尚圈，她带着一大家子从巴黎到农村，成了世上最美的农妇》——放弃辛苦的职业目标
《不满教育体制高中辍学，他靠稿费一年收入上千万》——放弃高中生辛苦的高考目标
《北大出身，不求收入却只求诗和远方，如今他的作品让亿万人春暖花开》——放弃参与职业竞争的长期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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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行动成本
在社会上，我们一直在被要求履行各种责任，比如爱国、环保、惩恶扬善、孝敬爸妈、健身等，但迫于行动成本太高，最终没有去做。 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能够愿意承受巨大的行动成本，去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会产生崇拜、支持。
比如，“环保”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也想做，但行动起来的确很麻烦（难不成让我辞职去种树）。 不过，这不做的话，又有负罪感——作为一个高素质公民，怎么能不为环保做件事呢？
很简单，转发《为了干掉全球垃圾，他发明能吃的勺子，没想到却被 1500W 吃货疯抢到脱销》这样的文章，崇拜这个人并且进行内心的角色替换就行了。
此时，这个偶像就相当于一种独特的“情绪商品”，让我们可以通过支持行为，获得和自己实际做这件事类似的体验（当然强度不同）。
一旦转发这样的文章，进行鼓动、支持和崇拜，就瞬间感觉自己也是一个环保的人，多年对环保不做贡献的碌碌无为感，也就减少了。
所以，想成为某个方面的“行动领袖”，可以不断寻找人们本应该做，但因为行为成本太高最终没有做的事情。
这是因为对于这些任务，我们追求的往往不一定是实际效果，而是一种“我做了这件事”的心理佐证。
比如，很多简单粗暴的爱国行为（抵制肯德基）就是这种。
我们知道，对爱国来说，在需求侧做些努力（比如抵制肯德基，选择吃国货），远远不如在供给侧做些努力效果好——比如努力学习、提升自己的技能、更加勤劳地工作，从而生产出更好的国货，提高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
但为什么每次出现了这些事件，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加班或者学习技能，而是去做这些事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：抵制肯德基行为成本更低。
所以，为了引领人们的行动，你需要不断寻找：人们本来应该做哪些事，但是因为行动成本太高没有做？然后让他们通过“支持你”，来低成本地满足这个需求。
《这个姑娘发明了一本可以喝的书，改变了 6.63 亿人的命运》——支持她，低成本满足慈善需求
《放弃超模与兰博基尼，这位年轻的哥谭首富，竟然为了惩治罪犯而体验监狱》——支持他，低成本满足惩恶扬善的需求
《大部分人在论坛嘴炮爱国，但这位北大美女却用五星红旗设计衣服，震惊巴黎时尚圈》——支持她，低成本满足爱国需求
《谁说消费者任人宰割，这位 40岁 的英语老师在 500 强企业楼下，一锤砸掉质量不合格的冰箱》——支持他，低成本满足维权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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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自我设限
我们有很多想实现的梦想，但迫于自己内心给自己设置的局限（比如我没有背景，再努力也没有用的），就是不做出行动。而如果有人能够打破这种“自我设限”，去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会去支持、崇拜。
比如，很多女性把性别当做局限，认为“女人学不了技术”、“女人争不过男人”，从而放弃对一些目标的追求，而打破这一自我设限，主动去追求的人，就会被当成偶像。
《没有她就没有 wifi，这个史上首位全裸出境的艳星，最后却自学成了乔布斯一样的技术大神》
在日常的生活中，“自我设限”的行为有很多，而要成为“行动领袖”，就可以考虑：你的成功，打破了哪种常见的自我设限？
《没有 180 cm，也没有 18 cm，这个黄种人仅靠衣品就让欧美人缴械投降》——人种问题的设限
《谁说人老了就不行？这群打着吊瓶身患癌症的老人，训练 6 个月，骑摩托车环游台湾》——年龄问题的设限
《不高不富不帅的普通英语老师，靠这 3 个决定，创造千亿市值的大公司》——背景、长相等问题的设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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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群体规范
活在社会上，我们有无数被迫遵守的“群体规范”（比如下级服从上级），从而无法做某件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如果有人能够打破这种“群体规范”，去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会支持、崇拜。
比如，我们经常被人要求无理由帮忙，好像不帮的话自己反而理亏了，非常想直白地大骂一顿（你个傻 X，老子再也不帮你了），但迫于群体规范没有这么做（中华文化中的“不伤和气”规范）。
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主动做出行为，带你去骂、去反驳，你就容易支持 TA。而且更神奇的是，你看 TA 去反驳去骂，和自己实际上鼓起勇气去做这件事，获得的情绪体验是类似的。
所以，如果你发现大家因为某种群体规范，而无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你如果打破这种规范，就容易得到支持，成为“行动领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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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外部形象
很多事情，我们一直想做，但迫于觉得没面子，最终没有做。如果有人放弃了这些外部形象，真正去做了，我们就容易产生支持和崇拜。
比如，很多人想展示真实的自己（例如素颜），但迫于形象，却很少去做。这个时候能放弃形象，真正去做，就容易得到支持，成为“行动领袖”。
澳大利亚的一个网红 Essena o’neill 就是这样，她本来在 ins 上有 57W 粉丝，整天秀美好生活美丽外表。但突然有一天，她认为这些“秀生活”的都太虚假了，于是打算放弃，开始素颜出镜，分享真实的生活。结果得到了大量的支持、赞赏和崇拜。
所以，你可以去发现：有哪些事情，是我们一直想做的，但迫于形象没有去做的？
如果别人迫于形象不好意思一个人去看电影（意味着社交糟糕），那你就一个人去看电影。如果别人迫于形象不好意思买廉价的衣服，那你就买廉价而简单的衣服，追求真实的自我。当年的“凡客体”就是这么做的。
当你这么做之后，就更加容易收获支持。
结 语
如果无法成为“关键意见领袖”，那么不妨成为“关键行动领袖”。
获得支持，一定不是因为你大量的走穴演讲，而是因为你做了哪些别人一直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：
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长期目标
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行动成本
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自我设限
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群体规范
想做某件事，但迫于外部形象
说明：本文所定义的偶像，是“因为对行为的崇拜和支持”而产生的偶像，而因为大众喜欢颜值、喜欢某个作品而火的明星，不在讨论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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